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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协助机制是促进跨境民商事交往的重要制度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两地可在司法领域相互提供协助。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以及两地人员、资本、信息流动日益频繁,跨境民商事纠纷数量显著增加。根据公开可得的统计数据,两地跨境民商事案件中,送达环节耗时较长的情形仍较为常见,成为影响诉讼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司法文书送达是诉讼程序的第一步,其效率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否及时行使、案件审理能否顺利推进,以及后续判决互认与执行能否有效落地。
202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茅仲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新安排》)。《新安排》是1999年旧安排的优化升级版,目前已正式签署,待香港完成相关立法程序(包括对《高等法院规则》的修订,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刊宪并提交立法会审议)后正式生效。
《新安排》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内地与香港司法协助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人员与资本要素高效流动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二、1999年安排在实践中的情况
1999年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1999年安排》)是两地司法协助的奠基性文件。它确立了通过内地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高等法院相互委托的单一渠道送达模式,为早期跨境诉讼提供了制度基础。
实施27年来,两地相互委托送达请求数量从1999年的359件增加至2024年的2,388件,增幅显著,充分反映了两地经贸往来的紧密程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内地法院向香港送达,还是香港法院向内地送达,都面临明显挑战:成功率偏低(部分年份仅四成多),地址不详、受送达人拒绝配合等情形频发,导致大量文书无法及时送达;单一渠道、流程繁琐、手段相对滞后的问题,在跨境合同纠纷、公司股权争议、知识产权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直接制约了两地司法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2024年生效的民商事判决互认安排的实际落地效果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些实践中的局限性,正是《新安排》出台的重要现实基础。
三、新的安排的亮点
《新安排》共19条,在保留法院相互委托核心机制的同时,大幅增加送达方式、优化流程、提升灵活性,实现了“多管齐下、效率优先”的目标,为内地法院向香港送达以及香港法院向内地送达都带来了显著提升。
第三条明确新增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受权主体直接送达以及穷尽其他方式后的公告送达,多种方式可并行采用,以最先成功实现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有助于降低单一方式失败的风险。无论是内地向香港送达,还是香港向内地送达,当事人都能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择合适路径,避免以往单一委托渠道的瓶颈。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对邮寄与电子送达作出详细规定,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进一步便利两地文书快速流转。
法院委托机制也得到全面优化(第四至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可直接委托香港高等法院,部分中基层法院经授权参与委托,电子转递与纸质原件同等效力,受托方须在2个月内完成送达,大幅压缩以往层级转递的时间。无论是从内地法院委托香港,还是香港法院委托内地,这一优化都让流程更加高效、透明。
第十五条特别允许授权专业主体直接送达:内地人民法院审查后可授权香港律师行或注册外地律师行直接向香港受送达人送达;对等安排下,香港当事人也可通过内地律师事务所或公证机构直接送达。这种专业介入,既提升了内地向香港送达的执行精准度,也让香港向内地送达更加便捷。第十七条明确公告送达可在两地有影响力的信息网络或媒体发布,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进一步解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问题。
此外,第十二条规定费用原则互免,第十六条补充“视为送达”的其他情形(如受送达人提及文书内容或实际履行等),让整个机制在双向适用中更加务实。这些亮点不仅显著提高了送达成功率,还更好衔接了民商事判决互认等其他司法协助安排,为跨境诉讼提供全链条制度支持。
为便于直观对比,新旧安排主要差异如下:
| 维度 | 1999年安排 | 《新安排》(2026年) | 主要提升 |
|---|---|---|---|
| 送达方式 | 单一法院委托 | 法院委托+邮寄+电子+直接送达+公告 | 多元化、现代化 |
| 时限要求 | 无明确时限 | 受托方2个月内完成 | 显著压缩流程 |
| 专业主体参与 | 无 | 授权香港律师行/注册外地律师行直接送达 | 专业化执行 |
| 灵活性 | 较低 | 多方式并行、最先成功者生效 | 效率大幅提升 |
四、值得律师关注的几点实务问题
《新安排》亮点突出,但在正式生效和落地实践中,仍有一些关键实务细节值得进一步明确和思考,以确保操作统一、减少争议。以下是值得律师关注的几点实务问题:- 授权直接送达的审查标准、转送通知书与送达回证的统一格式、反馈时限、费用支付标准等,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配套指引;同时,香港司法机构亦可考虑在完成相关立法修订后,适时发布相应的实务指引(Practice Direction)。电子送达、留置送达、拒绝签收情形下,两地对“实际交付”“确认收悉”和“视为送达”的证据要求如何衔接,特别是香港律师行直接送达时的现场笔录、照片、视频证据在内地法院的采信规则,以及拒绝签收但已当面留置的证明效力,同样需要明确认定标准。
- 多方式并行时,“最先成功”送达日期的确定规则、失败方式的文书退回与费用分担,以及公告送达在两地媒体的具体范围、穷尽其他方式的举证责任分配等,都需细化操作指引。
- 过渡期内已根据1999年安排委托但尚未完成的案件如何处理、新旧安排的适用界限如何划分,也需明确过渡安排。
- 律师执业合规方面,跨境送达执行中如何确保同时符合香港律师会规则与内地相关要求,以及律师在相关程序中的角色定位与合规边界,同样值得关注。
- 生效后,两地可考虑建立定期联合统计机制,及时总结成功率与典型案例,以推动制度进一步优化,这些问题也需在实践中持续思考。
五、结语
作为长期专注于内地-香港跨境民商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将持续跟踪《新安排》的落地进展,并依托专业团队在内地与香港法律实践中的经验,为相关法律事务提供支持。让我们携手为“一国两制”实践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