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資訊

內地與香港民商事司法文書送達新安排:機制優化與實務展望

作者:梁浩然律師事務所LLP 註冊外地律師 楊新

2026/05/05

一、背景

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協助機制是促進跨境民商事交往的重要制度保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兩地可在司法領域相互提供協助。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深化,以及兩地人員、資本、信息流動日益頻繁,跨境民商事糾紛數量顯著增加。根據公開可得的統計數據,兩地跨境民商事案件中,送達環節耗時較長的情形仍較為常見,成為影響訴訟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司法文書送達是訴訟程序的第一步,其效率直接關系到當事人訴訟權利能否及時行使、案件審理能否順利推進,以及後續判決互認與執行能否有效落地。

202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茅仲華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在北京共同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以下簡稱《新安排》)。《新安排》是1999年舊安排的優化升級版,目前已正式簽署,待香港完成相關立法程序(包括對《高等法院規則》的修訂,預計2026年第四季度刊憲並提交立法會審議)後正式生效。

《新安排》的出台,進一步完善了內地與香港司法協助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優化營商環境、推動人員與資本要素高效流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二、1999年安排在實踐中的情況

1999年簽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以下簡稱《1999年安排》)是兩地司法協助的奠基性文件。它確立了通過內地高級人民法院與香港高等法院相互委托的單一渠道送達模式,為早期跨境訴訟提供了制度基礎。

實施27年來,兩地相互委托送達請求數量從1999年的359件增加至2024年的2,388件,增幅顯著,充分反映了兩地經貿往來的緊密程度。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無論是內地法院向香港送達,還是香港法院向內地送達,都面臨明顯挑戰:成功率偏低(部分年份僅四成多),地址不詳、受送達人拒絕配合等情形頻發,導致大量文書無法及時送達;單一渠道、流程繁瑣、手段相對滯後的問題,在跨境合同糾紛、公司股權爭議、知識產權案件中表現尤為突出,直接制約了兩地司法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對2024年生效的民商事判決互認安排的實際落地效果產生了一定影響。

這些實踐中的局限性,正是《新安排》出台的重要現實基礎。

三、新的安排的亮點

《新安排》共19條,在保留法院相互委托核心機制的同時,大幅增加送達方式、優化流程、提升靈活性,實現了“多管齊下、效率優先”的目標,為內地法院向香港送達以及香港法院向內地送達都帶來了顯著提升。

第三條明確新增郵寄送達、電子送達、受權主體直接送達以及窮盡其他方式後的公告送達,多種方式可並行采用,以最先成功實現的方式確定送達日期,有助於降低單一方式失敗的風險。無論是內地向香港送達,還是香港向內地送達,當事人都能根據實際需要靈活選擇合適路徑,避免以往單一委托渠道的瓶頸。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對郵寄與電子送達作出詳細規定,適應數字化時代需求,進一步便利兩地文書快速流轉。

法院委托機制也得到全面優化(第四至第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可直接委托香港高等法院,部分中基層法院經授權參與委托,電子轉遞與紙質原件同等效力,受托方須在2個月內完成送達,大幅壓縮以往層級轉遞的時間。無論是從內地法院委托香港,還是香港法院委托內地,這一優化都讓流程更加高效、透明。

第十五條特別允許授權專業主體直接送達:內地人民法院審查後可授權香港律師行或註冊外地律師行直接向香港受送達人送達;對等安排下,香港當事人也可通過內地律師事務所或公證機構直接送達。這種專業介入,既提升了內地向香港送達的執行精準度,也讓香港向內地送達更加便捷。第十七條明確公告送達可在兩地有影響力的信息網絡或媒體發布,自公告之日起60日視為送達,進一步解決受送達人下落不明的問題。

此外,第十二條規定費用原則互免,第十六條補充“視為送達”的其他情形(如受送達人提及文書內容或實際履行等),讓整個機制在雙向適用中更加務實。這些亮點不僅顯著提高了送達成功率,還更好銜接了民商事判決互認等其他司法協助安排,為跨境訴訟提供全鏈條制度支持。

為便於直觀對比,新舊安排主要差異如下:

維度1999年安排《新安排》(2026年)主要提升
送達方式單一法院委托法院委托+郵寄+電子+直接送達+公告多元化、現代化
時限要求無明確時限受托方2個月內完成顯著壓縮流程
專業主體參與無授權香港律師行/註冊外地律師行直接送達專業化執行
靈活性較低多方式並行、最先成功者生效效率大幅提升

四、值得律師關注的幾點實務問題

《新安排》亮點突出,但在正式生效和落地實踐中,仍有一些關鍵實務細節值得進一步明確和思考,以確保操作統一、減少爭議。以下是值得律師關注的幾點實務問題:
  1. 授權直接送達的審查標準、轉送通知書與送達回證的統一格式、反饋時限、費用支付標準等,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配套指引;同時,香港司法機構亦可考慮在完成相關立法修訂後,適時發布相應的實務指引(Practice Direction)。電子送達、留置送達、拒絕簽收情形下,兩地對“實際交付”“確認收悉”和“視為送達”的證據要求如何銜接,特別是香港律師行直接送達時的現場筆錄、照片、視頻證據在內地法院的采信規則,以及拒絕簽收但已當面留置的證明效力,同樣需要明確認定標準。
  2. 多方式並行時,“最先成功”送達日期的確定規則、失敗方式的文書退回與費用分擔,以及公告送達在兩地媒體的具體範圍、窮盡其他方式的舉證責任分配等,都需細化操作指引。
  3. 過渡期內已根據1999年安排委托但尚未完成的案件如何處理、新舊安排的適用界限如何劃分,也需明確過渡安排。
  4. 律師執業合規方面,跨境送達執行中如何確保同時符合香港律師會規則與內地相關要求,以及律師在相關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與合規邊界,同樣值得關注。
  5. 生效後,兩地可考慮建立定期聯合統計機制,及時總結成功率與典型案例,以推動制度進一步優化,這些問題也需在實踐中持續思考。

五、結語

作為長期專注於內地-香港跨境民商事業務的律師事務所,我們將持續跟蹤《新安排》的落地進展,並依托專業團隊在內地與香港法律實踐中的經驗,為相關法律事務提供支持。讓我們攜手為“一國兩制”實踐和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貢獻法治力量。 (完)